本文系复旦大学文史研讨院董少新教授近期在南开大学所做的主题讲演——“前史文献与研讨视界：西文明清史文献闲谈”的内容，限于篇幅，分上下篇推出，本文为上篇，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今日借此机会，我首要谈一谈前史文献与研讨视界的联系，测验从研讨视界的视点，谈谈西方文献对我国前史研讨的价值。这些还都是我一些浅显的主意，有不合适的当地和过错的当地，还请各位教师和同学们批评指正。
史料和视界是一个什么样的联系？它们是前史学研讨中联系亲近的两个方面。傅斯年说史学便是史料学。没有史料的前史学是不存在，没有一种前史学能够不必史料。另一方面，咱们在史学研讨中一向着重要“以小见大”，那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没有大的视界，前史学研讨简略碎片化，缺少问题知道，而成为饾饤之学。没有史料，史学就变成了空中楼阁；没有视界，史料就变成了一盘散沙。
不同史料的引进会让咱们有机会用不同的视界看待相同一个前史事物，并看出不同的相貌和问题，然后加深咱们对前史的了解。史料的拓宽不只能使另一种调查视点成为或许，乃至有或许引起研讨范式和潮流的改变。这个在咱们前史学傍边有许多事例，比方说敦煌经卷的发现、甲骨文的发现等，都引领了新的研讨潮流。我期望西文文献的体系开掘和运用，也能引领一次史学潮流的改变。
西文明清文献概览
什么是西文明清史文献？便是指明清时期以欧洲文字书写的有关我国的文献。这是我给的界说，也未必精确。
那么它们是怎样样构成的？首要是在16世纪以降西方人来华、西力东渐这样一个布景下构成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和西班牙敞开了绕过好望角向东方、横跨大西洋向西方飞行的扩张脚步。我国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海外飞行的最终方针，他们不管是向东飞行也好，仍是向西飞行也好，都有一个愿望，便是抵达我国。1513年，葡萄牙人现已呈现在我国广东滨海；1517年葡萄牙人差遣了一个官方使节团来到我国；1552年，耶稣会士沙勿略在我国广东滨海的上川岛上逝世；1557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门；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创建，在1624年，他们就占有了台湾岛的南部。尔后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到我国，来到东亚这个区域，与我国发生了亲近的联系。这些来到东方的人书写了许多的信件、陈述、官方文书，这便是咱们所说的西文文献构成的大致布景。从16世纪开端，越往后到东方的欧洲人也越多，我国与欧洲乃至整个国际的联系也越亲近，因而西文明清史文献也就越来越多。
这些文献都是在哪儿书写而成的？最首要当然是在我国写的。还有一个产地是欧洲。产于欧洲的西文明清文献有两个类型，一是来华后回来欧洲的西人，回到欧洲后，他们写下其来华阅历或把他们带回的资料收拾成书，如卫匡国的《我国新图志》；二是未曾来华的欧洲人依据从我国寄到欧洲去的各类与我国有关的信息，修改或编撰的与我国有关的书本或陈述，咱们视其为与我国有关的二手文献，比方门多萨《大中华帝国志》、杜赫徳《中华帝国全志》，以及欧洲启蒙思想家有关我国的作品。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产地是亚洲。西方人来到东方今后，在亚洲海域占有了许多港口型城市，包括果阿、马六甲、马尼拉、长崎、巴达维亚等。一方面，这些当地均与我国有交易来往，另一方面这些当地往往聚集了许多华人，与欧洲人有着杂乱的联系，所以在当地的殖民文献傍边，就会有许多触及到我国或我国人的资料。还有一个当地是美洲，首要是由于西班牙人跳过大西洋抵达美洲，再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前往到马尼拉，再从马尼拉来到台湾或许福建区域，所以我国的音讯也有许多是寄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然后在那里有人就会修改、书写与我国有关的文献，例如帕莱福《鞑靼降服我国史》。
帕莱福《鞑靼降服我国史》，1670年巴黎刊本还有一种“产地”是在船上，其时搭船来往东西方是一个绵长的旅程，动辄便是一年或许一年以上的时刻。在船上很无聊，那么就依据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些资料编撰一些书本。比方咱们耳熟能详的卫匡国《鞑靼战纪》，以及金尼阁在返欧途中翻译的利玛窦《基督教远征我国史》，这本拉丁文作品一经出书，便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爱好，成为继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之后又一本风行欧洲的有关我国的书。不难看出这些产地是具有全球性的，这阐明其时对我国的重视也是具有全球性的，我国与国际各地也都有着亲近的联系。所以从这种视点上讲，咱们就不能仅从一个视角去讨论我国和中外部的国际的联系，而是要从全体上去讨论。
文献学很重视文献的作者。有关我国的西文明清史文献，作者十分杂乱。榜首类是东来的欧洲商人、水手、旅行家、殖民官员、战士等。这些人在我国首要活动的规模便是港口，最闻名的便是广州口岸。他们往往在我国逗留的时刻比较短，做完交易就回去了。所以他们对我国的调查，首要重心放在商业上，比方记载产品的价格、数量、钱银的汇率等与商业有关的一些信息；对口岸的状况，比方说对广州、澳门、珠江三角洲有一些调查，也会记载下来。所以这些人留下的这些资料的一个特征便是商业性和口岸性。
另一个大的集体是布道士。在近代前期来到我国的布道士，首要是天主教布道士，以耶稣会士为主，也包括方济各会士、多明我会士、奥斯定会士、巴黎外方布道士、遣使会士等。这些布道士来华前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和体系训练，多为高级常识分子，乃至是科学家，有很高的常识水准。他们在华长时刻布道、日子，许多人死在我国。许多布道士学习了我国言语文字，能够读我国书，与各阶层的我国人有长时刻的触摸。所以他们对我国的了解是全面且深化的。他们文献产值也很大，信件、陈述、作品等，数量巨大。有些布道士还担任着我国跟欧洲之间的使节身份。比方意大利耶稣会士闵明我被康熙皇帝派到欧洲去处理中俄联系，他是我国的使节，可是是欧洲人。还有布道士被康熙派到欧洲处理礼仪问题或是派到尼布楚参加中俄商洽。一些布道士还有一个身份便是科学家，尤其是17世纪后期来到我国的法国耶稣会士，他们被称为“国王的数学家”，他们拿手的科学常识远远不仅仅数学，各式各样的学识，水准都很高。其间一些布道士在我国从事许多的科学调查，构成许多科学陈述，汇签到欧洲去，包括法国的法兰西科学院。有些布道士兼任法兰西科学院、英国皇家科学院、彼得堡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因而，布道士文献的特色是数量大、触及面广、记载深化，且有适当数量的中交际涉、科学调查陈述。
还有一个集体是来访我国的欧洲使节团，比较重要的有顺治年间来到我国的荷兰使节团和葡萄牙使节团，康熙年间来到我国的两次教廷使节团，以及乾隆年间来到我国的葡萄牙使节团和英国使节团。他们在我国逗留的时刻有限，且所能看到的首要是从广东到北京水路沿线两岸的状况，结交的我国人也具有必定的局限性，所以他们看到的我国跟实践的我国有些距离，最少跟布道士对我国的调查记载比较，内容上、丰厚性上要差许多。可是由于来一趟我国不简略，对欧洲来讲我国始终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所以回去许多使节团成员都会宣布其来华日志和陈述。使节团里边还有一些身份比较特别的人，比方画师，就像随军记者相同，来到我国今后，随使节团进入北京的进程中，画了许多绘画。他们回去今后宣布的这些文献和图画，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应。咱们都知道马戛尔尼使团回去今后，其成员出书多种访华写实，对欧洲我国观的改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马戛尔尼面见乾隆还有一类作者，数量不多，便是我国教徒。这期间有那么几位我国教徒被布道士带到欧洲去，比方胡若望、沈福宗、黄嘉略，后来学者都对他们进行了一些研讨，比方史景迁写了一本书很好看书《胡若望的疑问》（Who is Hu），现已有中译本。部分我国教徒留下了一些旅欧的见识，可是量不大。到了19世纪今后，来到我国的欧洲人身份越来越多元化，包括驻华交际官、科学家、汉学家，乃至是女人。他们留下的有关我国的西文文献也更为丰厚多样了。
佚名《中华帝国及其天主教形式纪略》，1650年，墨西哥刊本触及我国的西文文献十分多，咱们能够把它们分红几类来略微收拾介绍一下。一是从商业文献视点来看，最早也是整个16世纪最首要的文献都是葡萄牙文的，由于他们是最早与我国树立商业来往联系的仅有的欧洲国家。一向到16世纪后期才有少量西班牙文献。到了17世纪，除了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献之外，数量上大幅添加的便是荷兰文献，特别是东印度公司的文件。荷兰人有一个特色，他特别喜爱记东西，你看他们的日志，就会发现什么都记，把每一天吃喝拉撒全部都记下来，所以其文献数量特别巨大。还有英国东印度公司，后来还有丹麦的东印度公司、瑞典东印度公司、法国东印度公司等，然后构成了一批丹麦文、瑞典文、法文等各种文字的商业文献。从布道士文献来看，最首要是葡萄牙文的，是由于来到我国最首要的修会是耶稣会，耶稣会是遭到葡萄牙保教权维护的，他们来我国之前要到葡萄牙去学习葡萄牙语的。葡萄牙语成为耶稣会在东方的布道言语。正是由于如此，咱们能够看到许多西文布道文献都是用葡萄牙语写成的。而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这两个修会，以及后边的其他修会状况不太相同。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还有奥斯定会，他们来到我国构成的布道文献，首要是西班牙文的，由于他们受西班牙赞助，受西班牙的保教权维护。到了17世纪后期，除了葡萄牙和西班牙文献之外，又有一种重要的文献语种呈现了。由于法国耶稣会士来到我国，不受葡萄牙保教权的操控，所以就构成了越来越多的法文布道文献，又由于这些法国耶稣会士的科学水平很高，所以这些法文的文献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内容。除了法国的耶稣会士外，还有巴黎外方布道会，大都是法国人，所以他们的文献也大多数是法文的。还有一些布道的官方文件是拉丁文的。有些布道士来到我国今后，会用他的本民族言语写一些信件，特别是家书和一些日记、陈述，有意大利文的、德文的乃至波兰文的、捷克的。所以咱们能够看到有一些非主流的言语，很有意思。
还有一种文献是比较有意思的，它们是中西合璧的，包括词典、儒家经典的西译及有关礼仪之争的文献。咱们会看到一边是中文，一边是西文。有一些文献，比方说我国皇帝给葡萄牙国王的国书，是中文、满文、葡萄牙文多种文字合璧的。有的是多种欧语文字合璧的，比方何大化《我国分期史》是用葡萄牙和西班牙文写的。
何大化《我国分期史》手稿主页这儿我引申一个论题：现在的学界，包括我国学界，也包括欧洲学界，在研讨我国跟欧洲联系史的进程中，多以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来研讨我国跟欧洲的沟通。但凡研讨意大利布道士的，多都是意大利学者；比利时的学者最关怀的便是来到我国的几位比利时布道士的状况。交易方面的状况也相同，比方荷兰学者愈加重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我国的状况。这其实是有蛮大的局限性的，我以为首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首要现代欧洲民族国家许多在16、17世纪还不存在；第二，耶稣会自身就具有跨国特点，它自身便是一个全球性的布道安排，其会士来自不同国家和区域。第三，在文明沟通中，传到我国的欧洲文明的国别特点并不是很明显，它是一种基督教的文明，或许是欧洲商业文明、物质文明。而我国文明被介绍到欧洲去，在欧洲各个不同的国家和区域反应和被接收的程度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不具有明显的国别性。因而用现在的国别观念去研讨那个时期的我国和欧洲联系的前史，就会有一种分裂感。接下来讲一下这些文献的形状。这些文献有书本、信件、陈述、账单、名录、地图，有各式各样的八怪七喇的文献，你假设细心去爬梳它们，常常会有一些让你意外的发现。大部分的文献都是手稿。现已出书了的文献是占少量的。手稿部分又分为原件和抄本，抄本部分又分为不同时期的抄本，有的文献既有手稿又有印本。总归是一个十分杂乱的印本、抄本体系。咱们除了要把握欧洲各国的言语，还要把握那个时期的言语，究竟近代前期的欧洲言语跟现在不相同；还要把握手稿的辨认，能够识读不同手写体。
在运用的进程中，咱们作为前史学家、文献学家常常会对不同版别、抄本之间的差异感爱好，会去问一句为什么不相同？为什么这一个抄本里边这些内容在别的一个抄本里边不存在？我读到的一个文本，就看到有一段被划掉，并且周围写着“本段禁绝誊写”。这一段话内容是关于一个我国教徒自杀的，这是负面新闻，所以禁绝誊写。要知道不但我国有文字检查准则，欧洲的检查准则也是十分的严厉的，宗教裁判所的检查力度不比文字狱轻。
至于明清时期西文文献的内容，布道士书写的首要的便是布道业务，可用于研讨布道史；商人们记载下来的是交易业务，可用来研讨中交际易史；交际使节团留下的文献，可用于研讨我国跟欧洲的交际联系史；这都是很显然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的文献是逾越这些内容和范畴的，会触及到我国其时的社会状况，咱们把其称为民族志的内容，包括前史、言语、习俗、地舆、物资、经济、宗教、不同人群（比方儿童、妇女、士绅、道士、和尚、藩王、宦官）等。这样的文献许多，应该乃至有必要被归入到我国史的研讨视界中。它们的作者是欧洲人，带着欧洲的文明眼镜，是第三只眼睛看我国。他们还会记载我国的时势，这种音讯传到欧洲后是被当成新闻的，这类文献也应成为研讨我国前史的榜首手资料。所以西文明清史文献，不仅仅触及我国跟西方往来的那一部分的内容，还包括朴实的我国史内容。
这些文献最首要的保藏地都在欧洲，基本上一切西欧国家的档案馆、图书馆，都能够找到与我国有关的西文文献。例如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乃至是维也纳大学图书馆，都能找到有关我国的文献，散布十分广泛。这些文献不管产生于何处，方针读者群都是欧洲人，绝大部分都要寄回欧洲。当然在亚洲不少当地也有保存，比方果阿，长时刻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葡萄牙人走了今后，一部分葡文档案还留了下来。马尼拉圣托马斯大学藏有不少西班牙文文献，其间也有蛮多与我国有关的内容。美洲多处也有保藏，我在美国访学期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就找到了很重要的西班牙文资料，还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何大化《远方亚洲》的一个抄本。墨西哥也有档案保藏有与我国有关的西文档案。运用前人收拾的目录是一个查找这类文献的捷径，比方来华布道士的文献，钟鸣旦主编的《我国基督教研讨手册》里就有很具体的目录。我个人“安居乐业”的两套文献，一是里斯本阿儒达图书保藏《耶稣会士在亚洲》，大概有6万页左右；二是耶稣会罗马档案馆《和汉文献》中的西文部分。
那么这些外国人记载精确吗？牢靠吗？傅斯年就讲过一段话，“本国的记载之对外国的记载，也是互有长短的，也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大致说起，外国或外国人的记载总是靠不住的多。风闻既易失真，而外国人之了解性又常常差些，所以咱们现在看西洋人作的论我国书，常常是不得要领，几乎好笑。可是外国的记载也有他的优点，他更无所用其讳。……一个人的自记是断不能客观的，一个民族的自记又何曾不然？本国人尽管能见其精密，可是外国人常常能见其纲要。显微镜固要紧，望远镜也要紧。”（《史学办法导论》）他说本国的记载之对外国的记载互有长短，我是赞同的；但说外国或外国人的记载总是靠不住的多，我不太赞同。他接下来说咱们自己的文献未必客观，这个我是赞同的，可是“本国人尽管能见其精密，外国人常常能见其纲要”，这个我又不赞同，由于恐怕外国人的记载也能见其精密，我国人的记载也能够见其纲要。所以他说调查文献既需求显微镜，也需求望远镜。不管是显微镜仍是望远镜，都与咱们今日谈的视界是很有联系的。
你去查英语词典，耶稣会士Jesuit，有“诡计多端、骗子”这样一层意思。那么他们的记载会不会有许多谎言和假造、臆造的内容呢？许多学者对耶稣会的文献持慎重的情绪。可是从我个人的阅览和运用阅历来看，我以为耶稣会士留下的文献，记载的内容具有极大的挑选性，他们挑选记什么，挑选不记什么；可是他们记载下来的部分大体上是实在的。我还找不出几个耶稣会士假造谎言的比方。许多耶稣会士的记载，与中文文献一对照，常若合符节。商业文件就更不必说，由于他们要做生意，他们的账单、统计数据，你没有办法去质疑他。
西文文献对本乡史料的弥补含义
在谈到西文文献的史料价值时，咱们最常讲的一句话便是能够补中文史料之缺乏，理由是中文史料关于一些习以为常的事物常常失载，而这些常见的事物对来华的欧洲人而言，或许就不常见，因而也就或许被他们记载下来。这一说法虽有道理，但其实仅仅一种逻辑估测。至于西文文献究竟能够弥补哪些我国史料的缺乏，以及应该怎样补，假设没有许多研读西文文献，就没有办法答复这样的问题。以下我就依据自己研讨的几个事例，还有前人学者研讨一些事例，简略谈一下。
榜首，中文文献跟西文文献的侧重点是不相同的。我从前研讨过徐光启，写过一篇文章。徐光启咱们都知道是晚明的科学家，这是咱们乐意供认并竭力刻画的一个形象。但他另一个身份，便是他后三十年是忠实的天主教徒。咱们去看有关他的西文文献就会发现，许多的记载是关于他崇奉怎样忠实、他对教会的支撑以及他的崇奉实践，比方他患病的时分躺在床上，周围放一个苦行的鞭子，还要抽自己，这个是咱们很难幻想的，也是与我国传统文明不相契合的。假设后三十年他没有崇奉天主，他也不或许取得这么大的科学成果，其掌管编纂的《崇祯历书》《农政全书》，有许多西方常识。但中文文献在谈徐光启的时分，甚少谈他的崇奉方面，而西文文献则较少谈他的官员、科学家的一面。中西文文献的侧重点不同，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徐光启的前史形象才干比较完好。
第二是中西文献情绪不相同。我曾研讨过明末奉教宦官庞天寿这个人。中文文献由于他是宦官，就把他与大明江山的丢掉、明朝的消亡相关上，以为宦官误国，所以他是不和的形象，是被批评的目标。但西文文献则记载他多么忠实和忠实，他为四朝皇帝效能，兢兢业业、忠实有加。庞天寿效能永历皇帝的时分，心里也曾不坚定，他就问他的教师德国耶稣会士瞿纱微，说我有点坚持不下去，太难了，要不要继续为永历皇帝效能？瞿纱微跟他讲，必定要为永历皇帝的效能，这是应该做的，也是天主教的要求；只要这样，即便你死了，你也会为咱们教会带来好的威望，咱们会记住你是一个忠君的、忠实的崇奉者。庞天寿听后痛哭流涕。西文文献描绘得十分生动，他抱着瞿纱微痛哭，说必定紧记教师的话，必定会坚持下去。布道士文献杰出这个人物的光芒形象，我国文献记载则是批评的情绪。两方面的记载都有一些不精确的当地，对这个人物的点评都有一些有失偏颇之处。在这种状况下，咱们把两方面的文献结合起来，或许能够求得对庞天寿这样一个动乱时期的人物愈加公平的前史点评。
第三，咱们考证史实进程中，西文文献能够弥补一些依据。我举两个比方，也都是我写过的文章。我在读葡萄牙文献时发现一个人在崇祯朝历局里作业，后来回到他的家园武昌，把天主教带到武昌，树立了布道驻地，并且一家人都领洗入教了。西文文献记载这个人洗名叫Jacob，并且还写出了他的姓，便是一个U；还说崇祯十年（1637），他弟弟中了进士，所以他才会觉得北京有人了，就不必他了，所以才挑选回武昌帮忙树立教会。西文文献就有这么多头绪，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咱们就要去我国文献里边找这个人。我翻查明代进士题名录，在崇祯十年考上进士的300多个人中找原籍是武昌的，发现一个叫邬明昌的人。我又到《崇祯历书》里找姓邬的，公然找到一个叫邬明著的，也来自武昌！这样中西文献一会儿就对应上了，邬明著和邬明昌肯定是两兄弟。邬明著在历局里边作业，邬明昌后来考中进士，然后邬明著回到了他的老家武昌去，并约请布道士前往开教。西文文献供给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依据，不然咱们也不知道邬明著是一个教徒，且对天主教的传达还发挥了效果。
另一个比方是金声，陈垣、方豪和黄一农先生对金声都有研讨，咱们都估测他是一个教徒，但都没有确凿的依据，因而都只能说金声很有或许是教徒，由于要慎重一点。我读西文文献时，发现一个名叫Agostinho Kim的教徒，并且其一切阅历跟金声相同。已然找到了洗名，则金声入教即可确证。西文文献有时能供给意想不到的依据，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许因而方便的解决。
这三个比方都要求咱们中西文献互证，这是东西文明沟通史研讨的一个基本原则。文献互证，许多学者都曾着重过，陈寅恪先生“三重依据法”，其间一个便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相互补正”，那便是中西文献互证。傅斯年说，假设有人问收拾史料的办法，我要答复说，榜首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仍是比较不同的史料。便是触及你研讨目标的各式各样的史料你都要比较一下。西文文献作为一类文献，便是要用来与其他的文献记载互证。
第四个比方是数年前复旦大学周振鹤先生的博士生刘耿做的。他葡文很好，他的研讨运用了许多葡萄牙文献。他写了一篇论文叫《从王国到帝国：十七世纪布道士我国国体观的演化》，这篇文章是针对欧立德的观念写的。欧立德是哈佛大学教授，闻名的新清史领军人物。他在我国好几个当地都宣布一个讲演，叫做《传统我国是一个帝国吗？》后来他的讲演内容宣布在2014年的《读书》杂志上。他以为，我国从王国跃升为帝国，与满清入关后树立多民族联合政体的大清国有关。换句话说，明朝曾经都是王国，清由所以多民族国家，所以是帝国。假设这个观念树立的话，那么新清史一个重要的观念——清国不是我国，就多了一个依据。刘耿体系收拾了17世纪耶稣会我国年信中对明清时期我国的各种称谓，用许多依据证明了“欧洲人指称我国的确存在一个从王国改变为帝国的进程，可是，该改变并非与明亡清兴同步，改变的原因也不是由于清帝国的树立，而是与布道士对一脉相承的我国认知的深化有关”。这便否定了欧立德的定论。可见，西文文献的引进，加深了咱们对某些问题的知道，纠正了一些带有预设性质的观念。
第五个比方关于清代我国官方对外国人的情绪。咱们都知道，一般的论著都说，我国官老爷对外国人都是很轻视、很高傲，乃至很粗犷的。美国学者范岱克先生最近出书了一本书，叫做《黄埔与广州交易》（Whampoa and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Port, 1700-1842）。该书运用了许多的西文原始档案资料，得出这样的定论：“本书各章中叙述的一个个故事、一个个事例都标明，我国官方对他们的外国客人展示出了极大的耐性和容纳。”我一看到tolerance这个词，一方面十分感动，另一方面彻底是推翻了咱们曾经的知道。19世纪西方人武力攻击我国，一个原因是“你们轻视咱们，一向是中心帝国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咱们不容纳”，可是范先生用许多的文献看到在黄埔口岸、在广州，许多外国人，我国官方对他们都十分容纳，十分谦让。偶然会发脾气，可是实践行动上对他们都很友爱。这与咱们以往的认知彻底不同。
Whampoa and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Port, 1700-1842这两个比方阐明经过许多西文原始文献的剖析，咱们有或许推翻盛行的观念，取得新的认知。可是西文文献的价值仅限于此吗？绵长的前史进程中构成的海量的西文文献，是否有或许为咱们带来研讨视界的拓宽和研讨范式的更新？我便是不满足于西文文献仅扮演查缺补漏这样的一个人物，测验谈谈其在研讨视界和研讨范式方面的价值。(本文来自汹涌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汹涌新闻”APP)